网络问责风暴中的苏北小县睢宁推行互联网新政

江苏省睢宁县文学北路西侧99号，睢宁县规划局。在3月16日揭晓的睢宁县2008-2009年度“运用网络舆情最差单位”评选中，唯一的上黑榜单位。那天同时揭晓的睢宁县十大网络事件中，“网络问责撂倒规划局长”名列其中，被高调宣传。

3月19日，当记者见到睢宁规划局的吴耀宗副局长时，他正忙于与下属处理一条由县委县政府督查室转发过来的短信投诉。投诉来自一位市民发给县委书记的短信，称三番五次到规划局要求办理的问题至今还没解决。

“这是今天上午刚刚转过来的”，吴介绍说，投诉的内容虽然与实际有些出入，但仅仅只是向督查室做出书面回应依旧是不够的，他要亲自过去解决。

一个多月前，局长李林因处理舆情不力被免职；现在，规划局的工作人员们要对每一条来自网络和手机短信的民众意见，格外重视并及时解决。

“不能拖拖拉拉，敷衍了事，干活要扎扎实实地干好，如果再像以前那样，也是要被问责的”，吴对南都记者认真地说。

在规划局大楼门口有个专题活动公示栏，相关责任人的检讨书整齐地贴在那里，很是扎眼。而在五楼，竖着一个牌子，上面斗大的几个大字横亘在会议室门口———被问责了，我该怎么办？

要求政府48小时内回复网帖

聊起一个多月前的局长被问责的事情，吴耀宗的感受是：对大家震动很大，就像一场地震。

1月29日，当地媒体刊发睢宁县纪委、县监察局公告，公布了对13 名责任人的处分，其中，包括原县规划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原县国土局直属所所长在内，7名官员被免职或撤职。

在过去的两年里，网络普及引发的公民言论空间和形态的扩展，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行政机关对网络民意尤为重视，在继网络问政之风大兴后，各地又陆续推出和成立网络新闻发言人，以便及时回应来自虚拟世界的现实意见。

然而，只是因为未能及时落实网帖意见就被免职的官员，用某个媒体的话形容，被网帖小事“撂倒”，李林恐怕是始作俑者。由网络问政演变为网络监督问责，有着132万人口的苏北小县———睢宁恐怕也是吃螃蟹的第一个。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两年前。2008年8月18日，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在西祠胡同实名上网与网民交流，并同时向社会公布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号码；此后不久，他又要求全县113家单位实名注册“组团上网”，在当地开启官民互动交流的新形态。

“网络上为什么总会对政府出现猜疑、指责甚至攻击、谩骂，其实最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党务、政务不够公开。如果能公开的都公开了，大家都清楚了，明白了，自然就会趋向理性”，王天琦说。

仅过了半年，2009年2月12日，睢宁正式推出网络发言人制度，要求网络发言人按照有关要求，对网络媒体反映的事项及时认真回复，“原则上回复期限(从网络反映事项发布之日起计算)不超过48个小时。”

问责压力的传导，推动了政府部门更大层面的信息公开。据睢宁县委县政府办联合发布的《关于第四季度(2009年10月-12月)媒体反映事项办理情况的通报》：“10月上旬，一位网民发表了‘农机补贴都给了谁’帖子后，农机局很快公开了农机补贴人数、原则、程序和方法……王集镇公示了街道规划方案，古邳镇通报了羊山寺庙建设情况，劳动局公开了城镇居民享受医保的条件。”

统计显示，2009年，睢宁县信访人次比上年下降41%，赴京、去省、到市上访人次同比分别下降12%、68%、8%。

归功于“王书记的大力推动”

“网络只是我们了解信息的一个渠道，我们和民众沟通的渠道有很多很多”，在一次与网民的在线交流时，王天琦说。对他而言，网络问政和问责，只是这位个性书记上任以来众多把火中的一把。

自从2008年4月就任睢宁县委书记以来，王天琦便推出了多项吏治新政。从轰动全国的禁酒令，到公布领导电话，再到最近的领导最好、最差发言稿评选，让当地百姓顿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仅“禁酒令”一项，在2008 年就查处了18名公职人员，其中一名镇长、一名局长被免职。与此同时，这位电视播音员出身，又读过南京大学EM BA的县委书记，也更善于“作秀”。他拿 “睢”字到新京报做竞猜广告，针对野导游事件去西湖边道歉，让原本无名的睢宁赚尽眼球。甚至他的《把我们心中的灯点亮》、《巴掌的哲学》等几篇颇具文采的讲稿，也深受网民追捧。在很多当地百姓眼中，王天琦就是睢宁的仇和。

“对于网络，有的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还有的视为洪水猛兽，还怕引火烧身，避而远之……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由应对网络向善用网络转变，不再潜水，浮出水面”。在3月16日的睢宁十大网络典型事件评选揭晓典礼上，王天琦阐述了他对网络问政必要性的理解。

“其实一开始也没觉得什么，很多人都认为一把年纪了，还怎么玩网络？”一位官员私下里对记者说。数位干部在与记者的聊天过程中，毫无例外地将睢宁的网络问责成效归功于“王书记的大力推动”，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会提及王书记在2009年一次有关网络的讲话中的“启发”。

至于伴随网络问政、问责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暂行办法，自然也是王书记推行吏治新政制度化的产物。

但伴随赞誉而来的，还有争议，比如对同在3月16日揭晓的“十大好帖”和“十大恶帖”的评选。有评论认为，善恶是带有道德评价意义的字眼儿，评选“恶帖”不仅“恶”的标准难以做具体化的区分，更有对发帖人施加压力的嫌疑。“如果反映的问题没能被县里重视和切实查处，则很有可能以涉嫌造谣生事而入选‘十大恶帖’，犹如‘走钢丝’，谁还敢随便发帖？”

对此，睢宁宣传部的官员回应称，这种质疑太过牵强，甚至偏离了评选的初衷。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解释说，本次评选的十大恶帖，实际上都是因为发布虚假甚至诽谤信息而遭到有关部门查处的事件，评选是为了引导，让网络世界更加有序。

有问题就发短信给县委书记

除此之外，更大的质疑则来自对未来制度可持续的隐忧。传统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更依赖于组织一级一级地开会贯彻，在网络时代，民意则可能绕过政府的行政层级，直达上层。然而，这种改变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牵出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对民意的关注和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直达的上层领导的态度。换句话说，对睢宁人来说，他们对官员的约束力程度直接取决于王书记对下属的约束力。

南都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利益表达时，越来越多的睢宁人开始习惯诉之于发短信给县委书记和县长，在直属书记的督查室的督办下，这些利益诉求在各个负责单位格外受到重视，并能够得到快速反馈和解决。

毋庸置疑，睢宁的网络监督问责探索，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现实意义。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探索推广到更大范围，并形成制度性约束？换句话说，睢宁少了王书记会怎么样？

按照记者的观察，中国基层的行政制度创新和改革，除了来自上级支持，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主政领导的魄力和执行力，甚至是个人魅力，而一旦主政领导发生更替，这种改革很可能陷入迷茫。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从睢宁县城出发，沿着324省道东行36公里，就到了宿迁———一个同样因个性书记仇和而名噪全国的城市。而在仇和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后，人们明显地感到了这里发生的变化。“现在的领导和仇和风格差别太大了”，从睢宁县双沟镇的观音机场赶往睢宁县城的路上，来自宿迁的的士司机对记者说。

显然，这种情况很可能也是未来睢宁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此，王天琦有着自己的看法：睢宁推行的各项新政，正点点滴滴融入百姓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当改革成为一种地域文化，并固化为一种政治生态时，就不可能因为人的更替而出现大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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