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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球经济展望

发布时间:2021-01-21 15:25:06 阅读: 来源:滚筒厂家

2014年全球经济展望

2014,这个世界会好吗。相信这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从美国到新兴经济体再到欧元区,针对新的一年的经济前景,人们既充满期待又心存疑虑。

俯身深切研究,然后站在高处宏观展望,是专业人士在做的功课。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研究成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米切尔·斯宾思

2014年,全球经济可能重现这样一个后危机模式:发展中经济体相对高增长,美国经济继续实质性增长,而欧洲经济依然呈非常低增长。

在美国,在贸易部门(包括所有生产可在国外或国内交易的商品与服务的产业部门)中的私营部门灵活地向国外需求转变的带领下,经济实际增长率将维持在1.5%-2%之间。助力将来自于新兴市场 (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页岩气这一低成本能源及家庭与金融部门广泛的去杠杆化。政府的财政拖累继续存在,公共部门投资不足的模式也将持续,这些因素降低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性。

在欧洲,欧洲央行已经稳住了主权债市,系统性风险目前已大幅降低,但经济增长不会因此轻松来到。多数南欧国家的名义单位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德国后改革时期水平,在统一的汇率下(因为共同使用一种货币),缩小这种差距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提高结构性灵活性、加快向贸易部门结构性转变的改革一直未能摆脱限制。结果,欧洲的结构性再平衡将需要更长时间,而经济增长将持续低迷,2014年不会出现起色。

在中国,三中全会宣布了大胆且可靠的改革计划。如果这些计划在2014年及之后得到同样大胆的落实,那么中国将开始转入一个与经济收入水平更相符的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最终也将通过贸易部门为中国恢复一些增长潜力提供帮助,但这可能暂时不会出现在2014年,因为庞大的欧洲市场的日子依然不好过。

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存在经常账户赤字和依赖廉价外资的国家,2013年在美联储宣布缩减量化宽松及随之而来的高速的资本外流和汇率波动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些不稳定。修正性的活动可能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在2014年继续放缓,但从更长期来看,在中国的助力下,他们将重返较高的增长。

塔南鲍姆国际经济学

高级研究员

罗伯特·卡恩

欧洲决策者目前很乐观:危机的紧迫感已经消退,经济出现了增长的早期迹象,资本正开始回流。但是,欧洲尚未完全走出困境,危机可能重返的风险也比人们普遍认为的高。

欧元区经济有望在两年的衰退后于2014年达到1%的正增长率。持续的银行去杠杆化、不确定的全球增长前景将抑制出口,再加上过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存在不足的货币联盟框架,都将对欧洲的经济复苏构成阻力。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更强劲的需求,因此,欧元区有必要放松目前的财政紧缩。欧洲央行也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去刺激信贷——特别是面向边缘国家中小企业的贷款,并考虑推出足量的量化宽松。

问题在于,1%的增长水平不足以拉低失业率——整个欧元区失业率已达到12%,西班牙为26%。年轻人失业情况更糟,欧元区平均水平接近24%,一些国家已经超过35%。这对欧洲的未来构成严重的威胁。

2014年,欧洲推进货币联盟的政策努力将主要放在银行联盟。欧洲央行主持下的压力测试(作为重塑对欧洲银行的信心的关键之举),将不得不穿行于一条狭窄之路:太宽容则不可挽回地损害欧洲央行的公信力,太严格则带来可令难得的复苏萌芽立即枯萎的金融压力。一旦有国家被认为放弃改革承诺或融资缺口再度出现,市场压力就会迅速重返。

或许2014年欧洲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于政治。民调显示,财政紧缩正在侵蚀欧洲人对必要的深化货币联盟的接受态度。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有可能体现强烈的反紧缩意愿。若最终选出一届对欧元持怀疑态度的议会,可能还会阻碍欧洲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贸易谈判。希腊和葡萄牙等边缘国家政府也将更难以获得持续的支持,促使他们实施财政调整方案。

因此,挑战在于在市场对欧洲的改革进程再次失去信心之前恢复经济增长。欧洲领导人需要赢回公众的支持,并给出更好的加快推进欧元区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理由。做不到这些,2014年可能将是欧洲危机重返的一年。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

黄育川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走上一条更可持续的增长道路制定了一个大胆的政策框架。这些政策变化十分必要,特别是当中国的收入水平正接近于其他许多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当初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水平。如果中国想躲过这个“陷阱”,在2020年之前维持7%的增长率,就需要解决其日益突出的债务问题并大幅提高生产力。

2008年推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让总体债务水平升高了50个百分点,至GDP的200%。考虑到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庞大的外储,只要维持目标中的增长率,这样的债务负担是可控的。因此,三中全会也着重于强化财政系统,降低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的依赖。

提高生产力是更大的挑战,因为中国过去主要依赖的不断增长的投资率和廉价劳动力不再那么牢靠。这方面的改革有两个最有望取得成功的领域,一是促进更有效的城市化进程,允许经济受益于大量目前仍困于低生产力的农业活动和小城市的劳动力,二是私营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它们的投资收益是国有企业的两倍。

穆迪分析机构

首席经济学家

马克·赞迪

这是一个勇敢的预测:2014年将成为美国经济2010年-2020年增长最快的一年。

支持这个乐观预测的理由是财政紧缩的消退。在目前的法律下——只要国会不对税收和支出做出新的大变动——财政政策面临的阻力将迅速减少。2014年,国会还将对政府是否关门、财政部债务上限是否提高再次做出决定,但他们看起来仍会放行,毕竟之前的那次边缘政策已经带来了消极的政治后果。

如果国会和奥巴马政府能实施实质性的福利和税收改革就再好不过,但这看起来不太可能。这些并非是近期内提振经济的必要之举,因为长期的财政问题要到2020年以后才会达到紧急关头。只要国会不做伤害经济的事——这是一个合理的底线——那么财政政策就会迅速减轻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房地产市场复苏也会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单是人口结构就支持这一点:目前的建设速度远远不够满足新组成的家庭、替换损坏或过时的房屋和二套房需求。在泡沫时期,住房建设严重地供大于求,但未来很快就会变成供给不足,也就是说,建筑活动将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大幅升温。

楼市升温取决于美联储让未来的加息速度与改善就业市场成功匹配的能力。如果就业改善、失业率下降提升了购房者的收入与信心,那么贷款利率即使上升也不会对住房销售产生较大影响。

最重要的是,2014年的乐观情绪将建立在美国企业、银行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呈现出极好的状态之上。企业的成本已经降低,并享受着创纪录的利润率。银行已经重整了资本,目前流动性十分充足。家庭债务已经减轻,并被历史性的低利率锁定,没有升高。

更强劲的美国经济缺失的唯一成分就是信心。很难知道什么可以提振情绪,但随着“大衰退”所带来的痛苦正在远去且华盛顿的政治僵局预计不再制造头版新闻,因此有越来越高的几率表明,信心将在2014年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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